诗人吴兢代表作唐太宗吞蝗
观二年,京师旱,蝗虫大起。太宗入苑视禾,见蝗虫,掇数枚而曰:“人以谷为命,而汝食之,是害于百姓。百姓有过,在予一人。尔其有灵,但当蚀我心,无害百姓。”将吞之,左右遽谏曰:“恐诚疾,不可!”太宗:“所冀移灾朕躬,何疾之避!”遂吞之。唐代诗人吴兢:史学特色
尚简 吴兢撰史,简明扼要。他撰的史书今日所能见到只有一部《贞观政要》。这部书分专题记述贞观年间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制度、礼仪、教育……等方面状况,有对话、诏诰、奏表,有事件描写,有经验总结,较系统反映了贞观年间的施政方针和实践效果,是历史上对贞观之治记载最为周详扼要的著作,后人了解贞观之治必须借助此书。然而,这样一部书仅八万字左右。《旧唐书·吴兢传》称他“叙事简要,人用称之”。《新唐书·吴兢传》称他“叙事简核,号良史”。可见,吴兢史笔简明这个特点,是为当时人们所公认和赞赏的。直笔 吴兢初入史馆即愤愤然于武三思等的“苟饰虚词,殊非直笔”之行径,认为“国史之作,在乎善恶必书”。他私撰本朝国史,就是为保留历史真相。他对玄宗说明自撰国史的特点也是“虽文则不工,而事皆从实”。可见,吴兢最为关注、突出强调的史学特质就是“直笔”二字。
唐代诗人吴兢:铁事典故
吴兢是在魏元忠、朱敬则双双为相时被荐举为史官的,年纪三十左右。《唐会要·史馆上·在外修史》中有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(737)时吴兢在集贤院和史馆修史的记载,这时他六十八岁。他担任修史工作至少近四十年。吴兢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都献给了修史事业,可是在史馆修史工作并不顺利,史料记载中有他几次请求调离史职的奏表。刘知几和吴兢所在的史馆,已与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史馆大不相同。贞观时史官位尊权重,甄选严格,通籍禁门,优礼有加,“得厕其流者,为一时之美事”。修史也具有相当高的效率。然而其后每况愈下。史馆或因政争而动荡,或因庸才充斥、监修弄权而混乱。刘知几在阐述辞职理由时说:“三为史臣,再入东观,竟不能勒成国典。”吴兢的辞职表中也有类似语言:“臣自掌史东观十有七年,岁序徒淹,勤劳莫著,不能勒成大典,……乞罢今职。”此时史官俸禄的确不高。吴兢自父亲退休之后,顿感经济困窘,不得不提出了加俸的请求,“又兢父致仕已来,俸料斯绝,所冀禄秩稍厚,甘脆有资,乌鸟之诚,幸垂矜察”。
吴兢这一次请辞职是在任史官十七年后提出的,时间是开元初年,没有被批准。后吴兢又以居丧为由,上三次表文,坚拒起复史职。但是,吴兢请求辞职并不说明他不重视或不热爱史官工作。从他所上的三次表文中清楚看到,他对史官一职的宗旨及职能有相当透彻认识和高度推崇之情。他说:“史官之任,为代准的,……树终古之风声”,“定一代之是非,为百王之准的。”这可以看作是对史官修史根本宗旨的认识。正由于吴兢对于史官一职寄托厚望,所以也就愈不能容忍妨碍史馆正常运作的种种不端现象。作为一种抗议,他才愤然提出辞去无比热爱的史职。
吴兢的另一种抗议手段是自己编撰本朝国史。既然自己的史学主张无法在史馆中实现,既然史馆中所修国史有种种歪曲、不实之处,为保留一代信史,就必须自己动手别撰一套国史了。他在开元十四年(726)上奏唐玄宗,披露了自己从武后末期及唐中宗时开始私撰国史的经过。从奏表中可以了解有关此事与他的想法。
第一,二十几年来,吴兢个人撰修国史两种,已成128卷。《唐书》为纪传体,《唐春秋》为编年体。吴兢在公余时间,以个人之力撰写,该要付出多么大的艰辛。
第二,吴兢对自撰国史的质量是较有自信心的,“皇家一代之典,尽在于斯矣”。此亦可佐证他辞史职时自述个人能力不足,是故意自贬。
第三,吴兢之所以披露私撰一事,首先是即将撰成,接近定稿,这就“不敢不奏”;其次是遇到缮写困难,因卷帙较大,个人之能力、财力均不足以承担,不得不请求官方帮助。
身处乌烟瘴气的史馆,吴兢除了辞职以抗议、私撰以抵制外,还尽最大可能保持自己的史学特色,为维护史学的优良传统而进行不懈的努力。